经典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宋代人程颢、程颐兄弟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集注》,将它和《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按朱熹和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朱熹认为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编排了一番,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第一章为“经”,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后十章为“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这样一编排,便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版本。

《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是儒家学说经典论著。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伯鱼的儿子名叫孔伋,字子思。

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因而子思上承曾子,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而《中庸》亦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渊薮之一。

宋代人程颢、程颐兄弟极力尊崇《中庸》,把它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集注》,将它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整理,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名篇方式已下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中庸》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中庸》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难,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这也绝不就是偶然的。

中庸作为一种深遂的思想,有着它普遍而独特的现实意义,甚至就是指导意义。中庸思想就是一种客观的思想,也就是一种唯物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庸才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才就是世界的永远不变的平衡态。

如果说大学是价值观,那么中庸就是方法论。中庸是论述智慧根本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这种智慧的源泉与中国文化的源泉一致,都是来自天,及自然规律。人是天地所化育,生活在天地之间,所以符合天地自然规律的人的行为规范才是最智慧的。这是中庸所有观点的本源。我们用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中庸,一切就显得符合逻辑,是自然而然的结论。

我们在读《中庸》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它的伦理层面,我认为更应该思考它的哲学意义。如果我们一开始便认定了它只就是规范甚至就是约束人们伦理行为的东西,那便从主观上否定了它的其它意义,甚至就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纵观全文,在它的字里行间都有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唯物与辩证的思想。而这种表达只就是没有象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的系统与完整,但这也不能抹灭它的先进意义。“中庸”思想可以看作就是孔子的道德理解最高境界,“中庸之道”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理念,长期以来对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移默化作用,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发展。

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思想被很多人认为就是中华民族的劣性,认为中庸思想让人保守庸碌,而这与时代的发展就是不相匹配的。事实上并不就是如此,恰恰相反,这就是对中庸思想的完全误解。中庸就是即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中者,天下之根;庸者,天下之本。

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成书于战国初期。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首创“语录体”,是中国现代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始终如一地贯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五经”,总称“四书五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到西汉时期,经官府搜集整理,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故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鲁论语》和《齐论语》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

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语》为根据,参考《齐论语》与《古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末年,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语》和《齐论语》从此亡佚。

今本《论语》凡二十篇,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九十三章。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前二三字,并无实际意义。各篇各章内容独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全文采用语录体,章节简短,每事一段。孔子循循善诱,教诲弟子,或言简意赅,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语言生动活泼、含蓄隽永、寓意深远、耐人寻味,有不少语句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如“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记录了孔子关于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方面的言论,是研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文献。

《论语》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识字人中,人人必读的著作之一。

《论语》对后世的思想和学术影响至深,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言行是非的标准,北宋开国丞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对《论语》极其肯定的赞誉。

孟子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由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集注》,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自从宋、元、明、清以来,《孟子》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当做家传户诵的书。

尚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汉民族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今文《尚书》29篇,是经师伏生所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

《尚书》列为儒家核心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仪礼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

《仪礼》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之前篇目不详,汉代初期高堂生传《仪礼》共十七篇。另有古文仪礼五十六篇,现已遗失。

周礼

《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 。《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

礼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儒家经典之一,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礼记》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有《曲礼》、《檀弓》、《月令》、《礼运》、《学记》、《大学》、《中庸》、《经解》等,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礼记》内容庞杂,上至王室之制,下至民间之俗,无不涉及,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经解》一篇提倡六艺之教,即温柔敦厚的“诗教”,疏通知远的“书教”,广博易良的“乐教”,浩静精微的“易教”,恭俭庄重的“礼教”,属辞比事的“春秋之教”;《礼运》一篇提出了“小康世”和“大同世”的理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学》、《中庸》两篇在南宋时更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同“五经”并列,成为蒙学必读的教科书。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

《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共三十五卷,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

《左传》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乃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毋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后世多称《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汉儒总结其有“三科九旨”之说,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

《公羊传》是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左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公羊传》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不是空话,便是怪话”。不过由于《公羊传》中所表述的“大同一统”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公羊学屡兴不绝。西汉乃公羊学极盛之期,董仲舒即为公羊学大师;东汉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关于《公羊传》的权威之作;唐代徐彦又著《春秋公羊传注疏》,则意在为何休的《解诂》作注;晚清公羊学复盛,自庄述祖、刘逢禄发其端,由龚自珍、魏源承其绪,至康有为而臻于高峰,他借孔子改制之说,构建起崭新的“公羊三世”观,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基础。